04/10/2026
⭕️1986年9月28日：戒嚴下組黨——台灣民主政治跨過最危險的一步
黃春生牧師
2026年9月28日，是民主進步黨成立四十週年。
四十年前的1986年9月28日，135位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集會，突破戒嚴體制下的黨禁，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。這不只是多了一個政黨，而是台灣戰後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嶺：人民不再接受「只能有一個長期執政政黨」的政治秩序。民進黨官方史料記載，當天135位與會人士簽名發起建黨；直到隔年7月，台灣才正式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。
▋從1979到1986：民主是用苦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
民進黨不是在民主制度成熟之後才出現，而是在威權體制仍然存在時成立。
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，黨外運動遭遇大規模鎮壓。施明德等人被以「叛亂」罪名起訴、審判；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資料顯示，施明德最後被軍法判處無期徒刑。
接下來幾年，台灣社會接連發生令人震撼的政治與人權事件：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、1981年陳文成命案、1984年江南案。另一方面，黨外力量並沒有因此消失，反而逐漸從個別選舉與雜誌言論走向組織化。
到了1980年代中期，「黨外」事實上已逐漸具備政黨的功能：有選舉後援組織、有公共政策研究組織，也有黨外雜誌與編輯作家網絡。真正欠缺的，只剩最後一道門檻——正式組黨。相關口述與檔案研究顯示，當時的黨外人士已清楚意識到，若要讓反對力量制度化，就不能永遠停留在「沒有黨名的政黨」狀態。
問題是：那時仍在戒嚴。
組織新政黨不是今天到內政部填張表格，而是面對跟監、搜索、逮捕、審判甚至長期監禁。美麗島事件距離1986年不過七年，許多政治犯甚至還沒有走出監獄。所以，當年的「組黨」，不是剪綵，而是冒險。主要發起人都深知「組黨即叛亂」的罪名，因此也寫了遺書。
▋十個人在一間公寓裡，準備突破黨禁
1986年7月3日，傅正邀集黨外人士在台北忠孝東路的「御龍園」餐敘，之後轉往周清玉家中，秘密討論組黨。
逐漸形成的「組黨十人秘密小組」包括費希平、傅正、尤清、江鵬堅、張俊雄、周清玉、謝長廷、游錫堃、黃爾璇與陳菊。他們秘密研擬黨名、黨章、綱領與組黨宣言。從7月起，小組多次在周清玉家中聚會，直到9月準備突破黨禁。
選擇周清玉家不是偶然。當時姚嘉文律師因美麗島事件仍在獄中，家中主要只有周清玉與女兒。組黨人士認為這處獨門獨戶的公寓較容易觀察周遭情況，也較能避開鄰居注意。為了避免情治機關掌握行動，相關會議高度保密。
而這個家，本來就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個小小基地。
周清玉曾參與黨外雜誌與政治運動；丈夫姚嘉文坐牢期間，她仍持續投入民主運動。在艱困的歲月中，她也在台北濟南教會的信仰群體中得到支持。
歷史有時不是從總統府開始的。它可能從一間客廳開始。幾個人圍著桌子，自己寫稿、打字、修改文件；窗外不知道有沒有情治人員，電話不知道有沒有遭到監聽，甚至不知道下一次門鈴響起時，站在門外的是朋友，還是來抓人的人。
但他們仍然討論一件在威權體制下最危險的事：人民有沒有權利組織反對黨？
▋費希平與傅正：民主超越省籍
尤其值得記住的是費希平與傅正。兩人都是戰後來台的外省籍知識菁英，卻成為民進黨創黨的重要推動者。這段歷史提醒我們，台灣民主化不能簡化為省籍之間的對抗。
費希平曾說，他參加黨外，不是因為自己屬於統派或獨派，而是為了一個理想——「民主政治」。他在1984年出任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首任理事長，1986年參與秘密組黨，9月28日又主持組黨發起人會議。
傅正的意義更加特殊。他曾參與雷震時代籌組反對黨的運動，歷經《自由中國》與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；二十多年後，他再次站到台灣反對運動的最前線。台北市史資料也確認，傅正是秘密組黨及草擬早期重要文件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民主真正成熟的地方，正在這裡：不是問你祖籍哪裡，而是問你願不願意與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，共同承擔民主自由的責任。
▋9月28日：把秘密變成公開
1986年9月28日，黨外人士原本在圓山大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議，現場卻把組黨問題正式搬上檯面。
與會人士決定不再等待威權政府批准民主，而是直接成立民主進步黨。132位與會者簽名發起建黨，後來還有3人補簽，成為建黨發起人。
張俊雄後來回憶，當時組黨者甚至預先考慮，如果第一批領導者遭逮捕，其他人就必須立刻補位，因此早期採取集體領導的構想；他形容那是一種已經準備面對牢獄的心情。
換句話說，他們不是確定「政府不敢抓」才組黨。而是即使可能被抓，也決定組黨。這兩者之間，就是民主的重量。
▋一面旗：台灣背著十字架
創黨初期採用的綠色黨旗，由長老教會執事、藝術家歐秀雄——筆名「官不為」——設計。圖案為綠底、白色十字架，中間是台灣圖形；此一設計後來正式成為民進黨黨旗。
那個圖像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與宗教詮釋，但「台灣與十字架」的結合，確實成為那個年代很鮮明的象徵。
它也令人想起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許多基督徒、長老教會牧者與信徒、人權工作者、律師、作家、學生與海外台灣人所付出的代價。
▋四十年後，民主不能只剩下黨慶
今天回顧1986年9月28日，最重要的並不是把任何政黨神聖化。
民主化從來不是一個政黨單獨完成的。它來自政治受難者、黨外人士、人權律師、知識分子、教會、社會運動者、海外台灣人，以及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人民長期累積的力量。
而任何政黨一旦取得權力，也都必須接受人民監督。
紀念民進黨創黨四十週年真正值得記住的，不是「一個政黨四十歲了」，而是四十年前有人決定：台灣不能永遠一黨獨裁，台灣需要民主政黨。
1986年的年輕世代沒有等到環境完全安全才行動。
有人辦雜誌，有人當律師，有人投入選舉，有人坐牢，有人在客廳裡秘密草擬黨章，有人準備好自己被捕之後由下一個人接手。
他們共同推動的，是一個非常樸素、今天卻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：人民可以組黨，人民可以反對政府，人民可以批評掌權者，人民可以透過選票更換執政者。
�國家屬於人民，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政黨。這就是1986年9月28日留給四十年後台灣最珍貴的遺產。民主從來不是強人賞賜給人民的禮物。
民主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，把恐懼往後推一步，把自由往前推一步。四十年前，他們突破的是「黨禁」。四十年後，我們真正需要守護的，則是那一天背後更根本的信念——任何政黨都不能凌駕人民，任何權力都必須接受監督，而自由民主必須由每一個世代重新承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