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/02/2024
#法律五代人
〈專訪張達明首席講師（下）：裝備好自己，待機會出現〉
｜從律師行合夥人到大學講師
張在加入法律學院前，為香港孖士打律師事務所 (Johnson Stokes & Master；現稱：Mayer Brown) 合夥人。筆者問及張為何當時選擇成為事務律師，而非大狀。張指當時有個很現實的考慮，就是擔心自己做不來大狀的工作。
張表示自己英語並非那麼好，有時候會害怕在那些「鬼佬」法官面前陳詞。此外，張也發現大狀在處理很刁鑽的法律議題時，有一個「fine distinction of the concepts」（清晰分辨不同概念的能力），而自己不行。張也指出，自己在學時不怎麼讀書，而大狀則要全靠自己處理案件；自己做事務律師則可「穩穩陣陣的，還可以繼續學習」。現在，張回頭看，認為做事務律師可能較符合自己性格，「因為最初很多東西不懂，（做律師）是相對來說是一個安全點的環境讓自己給學習。」
張表示，自己當年剛開始工作時，孖士打引入了計費工時 (billable hour) 的概念。一開始，張相對來說沒那麼緊張；到正式合資格成為事務律師時，張其中一個壓力就是：究竟還可以繼續捱下去嗎？張指當時每天要填 timesheet（時數表），但「現實上我發覺我用了很多時間」。張澄清不是自己沒工作，而是很多自己都不懂得如何做，也沒人教，要靠自己摸索。張指他隔壁房間的資深員工「寫同一封信可能十五分鐘就寫完，我就寫了三個小時。那麼我寫 billable hour 時，我應該寫多少呢？如果我寫三個小時，我都過不了自己的關。那麼自己就要『啃鐘』。」張表示，儘管當時遲了完成工作，上司也沒說什麼，但自己會給自己有壓力。
當張做了幾年之後，張自己都會問：究竟我想過一個怎樣的人生？我想做什麼？張當時用了五年便晉升為合夥人，「當年來說都屬於快的一批」。可是，張指「工作上是叫做有 satisfaction（滿足感），但是那 satisfaction 好像不是很 long lasting（長久）。」張發現自己若繼續在律師行，會沒時間探索這件事。當時，張便希望找一找，看一看可否轉個工作，讓自己面對自己，跟神、自己、身邊人建立關係。因此，張便選擇回到大學任教。
｜不主動要求什麼 而是回應機會出現
張認為自己不是「主動覺得我一定要做什麼，而是在回應機會的出現」；而在等待機會時，張便做好自己、裝備好自己。張舉例指，有時有些團體邀請自己，自己會先看時間是否容許，另外是不是能力範圍內可貢獻到？如果是的話，那麼就接受邀請。張一直以來都是「回應機會」，如張於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參與法律改革委員會 (Law Reform Commission) 般，不是張主動加入。那時是他們剛巧要人，機緣巧合下張被問及會否有興趣參加，張才加入。當時張才三十歲，為眾多委員中最年輕那位。張於二〇一四年成為訟辯律師 (solicitor advocate)，也是因當年自己正在做無償工作 (Pro Bono)，發現有這機會便申請。張第一年申請失敗，第二年才獲批。
｜成立臨床法律教育計劃 負責「補位」
在成為講師之後，張表示自己時間更「鬆動」，很像當年上莊時。在這情況下，張指「慢慢自己的 strength（強項）就會 develop（發展）了。」張表示，其中一個最開心的就是在港大成立臨床法律教育 (Clinical Legal Education) 計劃，運作了十幾年，幫到很多人。
張憶述當年有幾個「推手」，其一為時任院長陳文敏教授。其實，張表示這是「參考外國的經驗而已，北美已經很成熟了；英國都開始在 pick up（學習），香港則沒有。」張認為這不但可令學生學會課堂外的知識，也可令學生建立回饋社會的心。整體而言，張認為「律師間應該是要有一撮人肯回饋社會、肯 serve（服務）社會、肯做這些 pro bono work（無償工作），但是我又未覺得每位律師都有責任。但如果整體上都沒有，我會很失望。」
這計劃一向以「補位」作定位，負責一些被拒絕法援的案件。張指「有些個案如果不是我們幫忙，你會發現他們是沒有機會拿到法援」。很多時，有些案件法援處認為沒有勝算，張等人研究後發現其實是有的，最終幫他成功申請法援。背後因由不一定是法援處失職，而可能是求助人說的不清不楚。這計劃就有更多時間研究，可替求助人整理。張舉例指，當時處理幾宗倫敦金騙案，受害人被騙了很多錢。張指他們報警後，「警方又說民事的案件不受理。想拿法援吿那間公司索償，法援看受害人簽了文件、authorise（授權）了那些人...…你自己有簽名，你明白那些東西投資有賺有賠」，便拒絕申請。張等人研究後，深知是騙人的案件，但終究是自己的觀感，問題是法律上要證明那件事很困難。張等人不斷努力，最終找到義務大律師協助受害人上訴法援處的決定，最後獲批。法援獲批後，張等人便介紹律師幫忙，最終達成和解。
另一方面，此計劃多是給予法律意見，讓市民知道案件中自己在法律上的位置，再決定是否依法律途徑申訴。此外，張指「如果覺得他有理據，又沒有錢，又應該要打官司，但申請法援不被批准時，」張等人會多做一個「補底」工作，義務幫他打官司。
｜裝備自己 了解他人思維
張認為現在法援制度不俗，但需要更多有質素的工作。張表示計劃也「撿不少手尾」，有些律師處理得差，本來有勝算也搞到沒勝算。張希望自己能「訓練好法律學生，將來你們做律師可以給到專業服務。甚至外面的行家，有時候是良莠不齊，也有少部分其實是顧著賺錢，我們都看不過眼，根本是害了客人」。張提到，有些學生問自己應否無償幫人，張提議他問自己：你能不能 handle（處理）？第一步一定是裝備好自己，否則是在害他們。
說到捍衛香港的法治，張也是提議學生先裝備好自己。張指「你對法律制度都搞不通，你可以捍衛甚麼？你捍衛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法治，所以你要先搞清楚什麼是法治，還有你是不是 buy（認同）這個價值呢？你知道今時今日，不同人對法治都有不同理解的」。張澄清，自己不是要別人「死讀書」；張以自身經歷說明：自己裝備自己則是透過籌辦活動、接觸社會，但若要以法律去幫人，也要讀好法律。張指這是第一步，之後「就問自己有沒有 passion（熱誠）、有沒有這個空間，可以做多些東西回饋社會，而不是只是賺錢？」
張另外提到，自己接觸不同階層的人，可擴闊自己。張表示「有時候有些法官，因為他的生活經驗太過狹窄，所以引致他審案時太狹窄去看東西、去看人」。張表示，當你接觸更多人時，「你會看到他們的思維模式跟你是不同的」。張進一步指，在法庭上「前言不對後語，並不等於說謊」。張指「有些人不是那麼 educated（教育水平高），他們腦袋根本不那麼具邏輯。他們被別人『問多兩問』，就固然會前言不對後語，但可能他說的才是真實。你接觸多一點，你的經驗就會真的不同。你判斷一個人說真還是假，你就不會那麼 stereotype（死板）了」。他們說得口齒不清，可能很真誠，反而說得頭頭是道的可能是騙你的。
